王晋:巴勒斯坦无奈的愤怒

阿巴斯的“愤怒表态”源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的关于“兼并”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声明。5月17日,在新一届内阁就职仪式上,内塔尼亚胡表示将会在未来数月内推进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实施主权的计划。

虽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要与以色列和美国“脱钩”,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

在以色列国内,吞并约旦河西岸并非“是”或“否”的原则问题,而是“如何吞并”“吞并多少”和“何时吞并”的技术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了数百个犹太定居点,将巴勒斯坦人压缩在狭窄且断裂的城镇中。尽管以色列左翼人士认为,以色列应当放弃约旦河西岸,以换取和巴勒斯坦的持久和平,但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主张兼并约旦河西岸部分甚至大部分土地,以捍卫以色列国家安全。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新一届以色列政府必然会加快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步伐。

首先,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已经开庭审理内塔尼亚胡贪腐案,内塔尼亚胡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号召右翼民众支持自己,称对自己的审判是“左翼的阴谋”,意在阻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展犹太定居点。

其次,内塔尼亚胡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前巩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优势地位。特朗普政府是近些年来最为亲以色列的美国政府,如今特朗普能否连任仍是一个未知数,总统候选人拜登则公开呼吁以色列停止对约旦河西岸的兼并,认为此举将最终引起巴以大规模暴力冲突,威胁以色列自身安全。

第三,此届以色列政府是历经三次大选艰难组建的,根据内塔尼亚胡和中间翼政党“蓝白联盟”领导人冈茨达成的组阁协议,2021年11月内塔尼亚胡将把总理职务让给冈茨,自己则接任冈茨的国防部长职务。以色列国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无意与冈茨分享总理职务,很可能会在2021年11月之前宣布解散政府、重新大选。此外,利库德内部高层也对内塔尼亚胡与冈茨联合执政不满。因此,内塔尼亚胡必然要竭力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计划,促使以色列社会舆论“向右转”,进而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

阿巴斯的声明发表后,遭到了巴勒斯坦其他政治团体的批评,后者认为阿巴斯的表态只是“空头支票”,缺少实质性的反制措施,要求阿巴斯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以阻止以色列的吞并计划。甚至在法塔赫内部,也有观点认为阿巴斯不应当通过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与以色列和美国“脱钩”的态度,而应当通过各个政治派别共同决议的方式来表达巴勒斯坦人民的愤怒,“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

鉴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协议实际上塑造了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美国相互关系的方方面面,巴政府要真正实现与以色列和美国“脱钩”,难度很大。

政治上,巴民族权力机构是根据1993年巴以签订的《关于在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政府安排的原则宣言》建立的,如果巴政府退出与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所有协议,那么阿巴斯领导的巴政府是否还应当存在?

经济上,根据1994年巴以签订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经济关系的协定》,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通行货币,巴方的进口关税由以色列海关代为收缴并转交巴政府。如果巴方退出此协定,那么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不仅要在短时间内设计和发行新货币,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来独立征收关税。鉴于巴以最终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并没有国际海港和航空港,巴方如果在经济上彻底停止与以色列的合作,只能导致约旦河西岸经济崩溃。

安全上,巴政府也难以中断与以色列的合作。一方面,巴以在约旦河西岸的格局大体上是根据1993年巴以和平协议划定的。约旦河西岸划分为A、B、C三个区,其中A区由巴方控制,B区由巴以双方共同管理,C区则完全在以色列控制之下。根据协议,巴勒斯坦组建了警察部队,负责巴勒斯坦管辖区域的治安。如果巴方完全废除协议,那么巴方控制下的A区是否恢复到协议签署之前由以色列占领的状态?巴警察部队是否要就地解散?另一方面,1993年以来,巴以安全机构陆续建立了一些秘密合作机制,共同打击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和吉哈德分支机构。如果阿巴斯政府放弃合作机制,是否任由哈马斯和吉哈德在约旦河西岸发展壮大?法塔赫是否要放弃巴政治派别中的主导地位?

外交上,巴方也难以彻底断绝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方面,1993年巴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美国将巴民族权力机构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允许巴政府在华盛顿建立准使馆性质的外交办公室,并每年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捐赠数亿美元援助。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缺少通往第三国的独立交通枢纽,巴勒斯坦领导人访问第三国,或者海外巴勒斯坦裔民众返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都需要经过由以色列控制的边检口岸才能通行。如果巴方废除与以色列的各类合作,也就彻底封死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

尽管如此,未来巴以爆发类似于1987年和2000年那样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巴勒斯坦缺少能够制衡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巴勒斯坦的反制措施仅仅集中在外交领域,一方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以色列停止非法占领和兼并的行为,并动用非政府组织在欧美发动“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鼓励西方国家发起针对以色列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领导层单方面推动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通过谋求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地位、与不同国家直接建交等手段来向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

其次,当前巴勒斯坦已经很难再爆发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活动。一方面,2000年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筑了森严的“隔离墙”体系,通过各类检查站、铁丝网和高墙,阻断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各个聚居区的联系,巴民众很难组织大规模的聚集活动。另一方面,每一次大起义活动都是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内部“洗牌”,1987年大起义促成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回归”巴勒斯坦并建立自治政府,而2000年大起义则导致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与火并。因此对于巴政治领导层来说,动员民众发动新的大起义很可能会“引火上身”,造成巴勒斯坦社会新的动荡。

最后,阿拉伯世界不会与以色列直接冲突。2011年之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阿拉伯国家更加重视自身安全,巴以问题的紧迫性有所下降。比如,特朗普政府的“世纪协议”最初版本就是在巴林发布的。因此,即使以色列真的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也难以导致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直接冲突。

作者:王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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